认罪认罚案件量刑指南和量刑建议工作机制研究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指南和量刑建议工作机制研究

□胡家榕

  量刑建议制度是一项符合司法改革发展方向、切合新时代法治需求的法律制度。它从程序上保证了量刑的公正性,同时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有效促进检察官的管理,起到提高办案质量、强化各方诉讼职能的作用。量刑建议对审判结果的影响力、量刑建议的自由裁量程度等问题,时常成为诉讼主体之间博弈的主攻点。本文为解决认罪认罚案件争议的焦点及量刑的难点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对确保量刑建议的准确度、加强检察量刑建议刚性有裨益。

  一、量刑指南和量刑建议工作机制的意义

  (一)程序上保障量刑的公正性

  量刑建议的提出,让被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有效、适时地参与到量刑活动中来。控辩双方量刑争论意见的发表,为法官提供更多翔实的量刑信息,提高量刑透明度和当庭宣判率,杜绝法官“暗箱操作”的可能。而量刑指南和量刑建议工作机制可以将控辩双方对量刑的意见“摊开”研究,“依法协商”确定量刑建议,既可以为法官提供具有代表双方意见的量刑参考,又有利于消除控辩双方对量刑建议的合理怀疑,是一项公正的长效机制。

  (二)促进司法资源的节约及办案质量的提升

  在我国,检法系统间还未制定有统一的量刑指南。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契机,向基层检察院和法院征集对于量刑指南的意见并加以整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制定量刑建议的相关指导性文件,确定和颁布中国式“量刑指南”,可以有效缩短办案期限,提高办案效率,使纠纷得到快速解决。

  (三)强化控辩双方的诉讼职能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检法间确立统一的量刑指南,为司法办案提供统一的参考依据。量刑建议权的行使在某种意义上是检察机关启动的又一量刑听证程序,它有效提高量刑透明度,强化控辩双方诉讼职能。

  二、量刑指南和量刑建议工作机制制定存在的困难

  (一)量刑建议从宽标准的问题

  一是效力问题。关于量刑建议的性质与效力问题,学界争议已久。笔者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所以有“法院在无特殊例外情形的情况下,对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应当予以采纳”的规定,是基于特殊的背景之下而非所有案件均如此。检察机关在出具量刑建议前已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告知并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签署具结书,开庭审理是对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进行调查。在确认被告人的自愿性、核对量刑建议与量刑指南中的量刑原则保持一致、没有其他新的特殊情况发生后,法院直接采纳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为的是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而非量刑裁量权的压缩。

  二是可能判无期徒刑及以上刑罚的案件如何适用认罪认罚量刑机制问题。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及以上刑罚的案件,如果其具备认罪认罚从宽情节,不可能按照一般的案件给予百分比的量刑折扣,但是否可以考虑给予其在刑种上的从宽。如果给予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种上的从宽,则会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种侥幸心理,认为只要认罪认罚便可从轻;如果不给予其在刑种上的从宽,其可能会产生一种懈怠心理,不利于激励认罪。

  (二)被害人参与性及其地位作用的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主体地位。对于被害人的权益,我国一向主张保护的态度,在刑事和解等制度中更是将被害人纳入程序运作的主体范围当中。但是,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对于被害人的地位及作用未进行确定。《关于对认罪认罚刑事案件进行从宽处理的实施办法》虽然规定了办理认罪认罚案件需要听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意见,并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与被害人达成和解、签订和解协议,是否愿意承担被害人损失的赔偿,是否取得被害人谅解作为量刑的重要考虑依据,但是控辩双方协商后的量刑结果有时候不一定获得被害人的认可,甚至引发缠访的现象,使得司法机关陷于被动状态。

  (三)量刑协商制度“契约化”存在的问题

  量刑建议工作机制中,协商式刑事司法是给当事人之间留有“协商”空间的案件处理方式。笔者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对量刑协商制度应有所限定,应仅限于控辩双方之间。但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协商制度的时候,仍存在一些实体问题。第一,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在完成庭前量刑协商时应当遵循怎样的程序;第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保障、法律帮助通过什么获得,如何体现;第三,在量刑协商过程中,辩诉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否平等。

  三、量刑工作机制的设置

  (一)明确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幅度

  ——当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情节不确定时,可以提出具有区别化的量刑建议。认罪认罚案件中存在赔偿损失、罚金刑、退缴赃物等影响量刑的情节时,检察机关可以根据上述情节的不确定性,将被告人赔偿损失、按期足额缴纳罚金、退缴赃物的情况作为量刑建议的附带条件,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属同意,并提出附条件的量刑建议。在庭审辩论结束前,如果上述影响案件量刑的情节仍不可确定,则出庭的公诉人可以将量刑建议通过附条件的方式在法庭上一并提出。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情节的轻重程度不同,量刑的计算方式也应当有所不同。根据判断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在确定调解基准刑的比例时,可以根据量刑的步骤,依据最高刑比例减少刑罚量。

  (二)明确被害人参与量刑建议制度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属于诉讼当事人,与被追诉人的法律地位相同。这一特性也决定了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害人同样应该被赋予相应的地位及权利。因此在制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量刑建议工作机制中,被害人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对于被害人,应当给予其充分的权利保障,允许被害人参与到量刑建议的协商当中,赋予其表达、提出量刑建议及其他合法要求如赔偿要求的权利。但在其提出之前,检察机关应当告知其提出意见的范围,并非被害人提出的所有意见检察机关都照单全收,而是视具体案件情况来定。若被害人提的赔偿要求不合理,而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实无法满足的,检察机关不应予以支持,但这并不能成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判断因素。

  (三)明确协商“契约化”所需的条件

  1.规范量刑协商制度

  刑事辩护律师在量刑环节存在的困难主要是量刑力量相对薄弱。在我国,虽然对刑事辩护作出了要求,但事实与要求相距甚远。据统计,我国的刑事案件中辩护率约为30%,绝大多数被追诉者没有辩护律师。司法改革使值班律师制度应运而生。但是值班律师的素养以及职业责任感参差不齐,加上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经费得不到有效保障,给值班律师制度发展带来阻碍。笔者认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司法改革都必须对法律援助制度进行逐步完善,让每一个没有能力委托辩护律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样可以获得法律援助律师的法律帮助,这样才能让每一个当事人在案件中感受到正义与公平。

  统一量刑指南,侦查机关应当在量刑指南限定的范围内作出合法合理的应允。我国法律规定了检察机关是认罪认罚案件量刑从宽建议权的享有者和作出者,侦查机关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并非量刑协商的主体,对认罪认罚案件的从宽界定无权作出决定。因此,侦查机关对于认罪认罚从宽的可能性只能作出政策性的解释,不能以此为诱饵,引诱犯罪嫌疑人说出并非其本意的供述。上述情形一旦发生,并有证据加以证明的,应当立即终止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诉讼程序,依照法律程序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检察机关应当谨慎、规范使用量刑协商制度。笔者认为,应当在量刑建议工作机制中对此列明更周密的程序,保证协商的自愿,确保协商的平等。例如,检察机关可以增加简短规范的量刑听证会,让办案人员、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辩护律师或法律援助工作者、被害人一同听证,除主动放弃听证、放弃发布量刑意见的权利外,其余人员应当到场参加并发表自己的量刑意见,再由检察机关综合听证情况进行记录,在充分考虑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根据案件的事实以及证据,对量刑情况作出综合评判,作出不过分低于双方当事人预期的量刑建议。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同意最终的量刑结果,可以允许其撤回认罪认罚,依法对诉讼程序进行回转。

  2.允许存在个案差异

  虽然刑法对刑罚的裁量进行了规定,但在量刑的过程中仍存在规则空缺。倘若在一个案件中存在多个量刑的情节,数个量刑情节便会有多种组合的可能,适用当前的法律,只是对其中的单个情节进行从轻、减轻、从重、加重处罚,并没有明确组合情节发生时应当如何作出量刑。笔者认为,应当给作出量刑建议的检察官一些相对的自由裁量权。当然,自由裁量权是有限度的,否则,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也会使该制度的存在受质疑,失去其存在的意义。承认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在不确定的前提下存在可控的最小范围的不确定性量刑建议,是符合刑事司法实际的。

  (作者单位:藤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