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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现状及完善路径
2015-10-27 09:57:27   来源:广西法治日报   责任编辑:潘超   (本文版权所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罗凌方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除一般的刑事调查程序外,增加对未成年被告人背景的专门调查,包括对未成年人身心特征、成长环境、犯罪原因等方面的调查和分析,以便更好地发挥少年司法教育、挽救的功能。未成年被告人的生理和心理尚不健全,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加之其犯罪行为中由一时冲动所导致的激情犯罪比例较高,因而在改造过程中,不仅需要查证案件事实,同样需要对其个人其他社会信息进行事实发现。但是,由于法律规定不够详细、具体,在实际操作中造成司法机关适用调查报告的随意性,不利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教育挽救。
 
  一、社会调查制度的必要性及司法实践现状
 
  (一)社会调查制度的必要性。一是与成年人犯罪相比,未成年人犯罪更易受社会因素影响,其成长经历、家庭背景及本人人格方面的因素,皆有可能导致犯罪结果。社会调查制度对判断未成年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再犯可能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可作为量刑依据之一。二是针对社会调查报告反映出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特点,以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可塑性,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刑罚个别化矫治。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调查制度承载着刑罚个别化的功能。不同于刑罚一般化所强调的刑罚在适用上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刑罚个别化强调的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其在适用过程中注重考察行为的动机、人格等影响犯罪成立的要素。因此,社会调查报告对于犯罪矫治更具参考意义。三是社会调查制度的着眼点之一就是如何实现“寓教于刑”。未成年人犯罪控制与犯罪预防是一个整体,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处罚,一个重要目的即起到犯罪预防的作用。在调查时可从个案中找出共性,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原因,研究社会变迁对未成年人教育、疏导、管理的影响,从而调整教育方案,为未成年人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最大限度地预防犯罪。
 
  (二)司法实践现状。一是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及犯罪后表现等评价内容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导致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可采信度不高。二是社会调查的主体多元化,出于不同的利益考量,调查员在提供信息方面容易缺乏真实性,使社会调查工作流于形式。三是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办案人员难以把握究竟该把社会调查报告作为一份证据予以审查适用,还是仅仅作为办理刑事案件的参考依据。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立法过于原则,缺乏明确性。作为一项实践性很强的诉讼制度,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工作的展开需要以明确详尽的法律规定为指引。虽然现行规定确定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法定启动和实施主体为侦查和司法机关,并且规定社会团体组织、共青团组织和司法行政机关可以接受委托实施社会调查,但是,对于可以接受委托的社会组织的具体范围并无明确规定。当前世界各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实践中,为避免办案机关实施社会调查影响调查报告的中立性,都规定了由办案机关或者办案人员之外的主体来实施社会调查。我国当前也存在大量委托社会组织实施社会调查的实践经验。由此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我国社会主体实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是必然的发展趋势,而当前的立法规定对此却较为模糊,既不利于办案机关规范有序地进行委托调查,也不利于对接受委托的社会组织的调查行为进行有效监督。
 
  ——主体范围界定存在空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以诉讼阶段为划分依据,规定了不同阶段的社会调查主体,但并不能完整覆盖全部未成年人,同时还遗漏了部分关键的社会调查主体。此外,辩护人作为独立的诉讼主体,负有向法庭提供有利于被告人的信息和证据的义务,然而当前并未取得启动和实施社会调查的权利,这不仅不利于其有效辩护,更有违控辩平等原则。
 
  ——调查主体模式存在诸多弊端。法官、检察官、警察为履行所承担的诉讼职能进行社会调查自是尽其职责,但是,受制于当前我国司法资源现状和法官、检察官、警察的职能定位,由其实施社会调查行为面临一定的障碍。一方面,当前的司法资源不足,很难保证其能够获取足够的资源支撑;另一方面,警察、检察官作为案件的控诉方,具有强烈的追诉动机,很难保证其所进行的社会调查的中立性。法官作为案件裁判者,虽然其中立地位不容置疑,但是其积极参与案件所涉信息的收集过程,既有违背消极裁判原则之嫌,又有先入为主之虞,反而影响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客观中立立场。
 
  共青团、妇联等准官方社会组织由于在未成年人权利保障方面拥有资源优势和实践经验积累,被视为适格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主体。但是,这类主体官方色彩较浓,行政化程度较高,在取得被调查对象信任方面存在一定的欠缺。此外,这些组织关注的重点往往是未成年人的一般权利保障,在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方面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其从事社会调查过程中的主观立场和调查能力并不能完全满足社会调查工作的需求。
 
  司法行政机关由于其与承办案件的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隶属关系,由其实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在中立性方面比办案机关自行调查更具优势。但是,对于社区矫正部门而言,其工作的重心是对已决犯的执行和矫治,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调查对象则是尚未最终宣判的未决犯,调查的重心是对其既往表现、犯罪原因、成长环境等信息的收集和分析。这种工作重心上的差别使得社区矫正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进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过程中,难免会受到社区矫正中的教育和改造思维的影响而有可能存在“有罪推定”的思维定势,影响调查结论的客观性和中立性。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的完善路径
 
  (一)重视社会调查的必要性。未成年犯罪者的社会危害性相比成年人小,对于未成年犯罪也应该采取对未成年人预防犯罪和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态度,从长远考虑未成年人的发展状况,通过刑罚个别化来实现针对性的教育、改造。该重而轻,体现了刑法对于犯罪人的感化,对于鼓励犯罪分子悔过自新具有重要意义。适用社会调查制度符合刑罚个别化的要求。在实践中,应该从制度进行完善,尽快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规范社会调查制度适用于每一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将社会调查制度的适用推广到侦查阶段。
 
  (二)严格规定社会调查的内容。未成年人的基本情况、家庭环境、学校环境、所居住的社区环境是社会调查的基本内容。但是,这些内容往往是表面的,很难挖掘出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内在原因。教育、挽救、改造犯罪青少年,指的是通过改造他们的犯罪思想来制止他们的犯罪行为。研究他们犯罪的内在原因,就是为了把握他们的思想脉搏,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改造。在社会调查的内容上,除了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的信息及生活经历,还要聘请专门人员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做专业的测试,发现他们的人格缺陷,挖掘影响其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利用专业的教育学、社会学知识,对未成年人的具体社会调查内容进行分析,作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评估,提出帮教建议,以发挥社会调查制度的作用。
 
  (三)明确社会调查的性质。社会调查报告符合证据三性的要求,具有证据的特征,能作为证据使用。同时,社会调查报告能够全面展现未成年被告人的经历,提供最大化的量刑信息,进而使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信息被法官接触和采纳,以便法官在量刑时做出更加公正、科学的裁判,达到利于未成年被告人重返社会的目的。从目前不少地方已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量刑参考依据之一的现状来看,实际上社会调查报告的量刑证据属性已被司法实践所肯定。社会调查报告反映出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可以为法官准确量刑提供依据。因此,社会调查报告属于酌定量刑证据。
 
  (作者单位: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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